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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诫的历史影响中国古建筑界所供奉的祖师-【xinwen】

发布时间:2021-10-12 10:20:01 阅读: 来源:金红石钛白粉厂家

李诫是著名的土木建筑专家、建筑理论专家。他曾担任北宋的将作监,主要负责宫室、城郭、桥梁、舟车营缮事宜。 《营造法式》:具有高度的科学价值,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为历朝历代古建筑建设标准的重要参考。

完成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瑰宝《营造法式》

1035年,李诫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父亲李南公,在北宋王朝为官六十年,清正廉明,其兄曾任至龙图阁直学士。

李诫从小头脑就聪明,天赋异禀,在这样的家庭长大,受家庭的熏陶,又养成了他好学的品格。他从小喜欢读书,并得到父母喜爱,父母搜集各种书籍,以供他阅读。勤奋的学习和渊博的知识,造就了李诫这样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精于书法,篆、籀、草、隶,皆入上品,据说他家藏的几万卷书中,有好几千卷是他亲手抄录的。他曾经用小篆体书写《重修朱雀门记》一文,被朝廷下旨雕刻于朱雀门下。他在绘画上也颇有造诣,深得古代名家的笔法。他所画的《五马图》,竟然连长于绘画的宋徽宗也称赞不已。书法与绘画创作赋予他理解独特的艺术心得:既注重美感,又突出真实感。然而,李诫的志向却是在建筑设计方面,后来他就把这种艺术心得充分地发挥在建筑工程上,从而使他的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建筑学方面。

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李诫的父亲李南公时任河北路转运副使。受父亲派遣,李诫入京进献表章、物产,于是被恩补为郊社斋郎,并担任曹州济阴县(今山东曹县西北)县尉。这份差使虽不是他的专长,也取得了一定的政绩。

八年后,即宋哲宗元七年(1092年),李诫调到开封将作监担任主簿一职,专门管理宫殿、城郭、桥梁、邸第、房舍、道路等土木工程的建设,英雄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任职于将作监的13年中,他主持营建了不少宫廷建筑,如五王邸、朱雀门、景龙门、九成殿、太庙、钦慈太后佛寺等,都是精巧华丽的建筑,也监造了一些官府公用的房屋,如辟雍、尚书省、开封府廨、班直诸军营房,规模都很大。这些工程的修建使得李诫脱颖而出,官职也不断提升:宋哲宗绍圣三年(1096年)升将作监丞,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升将作少监。次年外放,数月后又内调为将作少监。辟雍造成后,又升任将作监。同时,他也赢得了宋徽宗的信任。如崇宁四年(1105年),库部员外郎姚舜仁建议在开封南偏东的方位修建明堂,并绘制了图样,宋徽宗特命李诫参加明堂图样的审查工作。后来二人合作,进一步完备了明堂图。

李南公去世后,李诫返回故里丁忧。当时,皇帝亲自赏赐钱财百万办理丧事,以示优待。李诫以御赐而不敢推辞,但是请求施舍给寺院进行佛像的建造。由此可见李诫乐善好施性情之一斑。服丧之后,赴虢州(今灵宝)担任知州一职。

北宋王安石变法以前,朝廷一直奉行“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大批农民乃至一些中小地主都丧失了土地,许多中小工商业者也面临破产。这不仅加剧了国内阶级矛盾,而且使得国家赋税来源日益萎缩。另外,辽和西夏不断骚扰北宋政权,国家战事连绵,军费开支浩大,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致使北宋政府财政拮据,出现了巨额的亏空。为了挽救政治、经济危机,宋神宗于熙宁二年(1069年)初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实行变法革新。

王安石新法的主要内容在于“理财节用”和“整军强兵”,其目的是想在不增加人民负担的前提下,通过适当限制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一些利益,以缓和社会危机。当时,由于政治腐败,统治者大兴土木,建造了不少宫殿、苑囿、府第、官署和寺观等,耗资巨大。另外,各项工程的建造规模、建筑材料和工时定额等都缺乏统一的标准,既造成了损失浪费,也使得一些官吏趁机贪污舞弊,中饱私囊。在人力、财力、物力都很困难,而统治阶级的要求日趋铺张豪华的情况下,为防止贪污浪费,同时保证设计、材料和施工的质量,以更好地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熙宁年间(1068—1077年),朝廷下令由将作监编修《营造法式》一书。

经过大约二十年的时间,即宋哲宗元六年(1091年)的时候,《营造法式》首次编成,称为《元法式》。不过宋哲宗非常不满意,并于绍圣四年(1097年)敕令当时担任将作监丞的李诫予以重新编修。

李诫并非出身科举,而是由父荫补官进入仕途的,他的官职主要靠工作实绩而步步上升。在将作监,由主簿而丞(中层官员)、而少监(副首长)、而监(首长),多因完成重大工程而得以升迁。他是一个实干家,也是建筑工程管理的内行。当他接到敕命编修营造法式时,已在将作监工作了六年,主持过像五王府等一系列重大工程,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所以他在《新进营造法式序》中敢于批评过去那些主持工程的官员往往是外行,笑那些不懂技术的官员,连用“材”来确定房屋尺度这个基本法则都不知道,却用斗来作为长度标准。难怪建筑业的积弊不能消除,也无法进行有效的检察。

李诫在仔细研究了《元法式》以后,他认为:元本的《营造法式》只录有建筑材料的各种形状,却不包括原料的设计加工制度,而且其间工料太宽,缺乏—定的建筑设计、施工等方面的技术规范要求,所以临时无法考据,可谓是一纸空文,难以行用。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使命,李诫一方面广泛参阅前人的《考工记》《唐六典》《木经》等有关建筑方面的史书和专著,认真吸收其精华;另一方面非常重视当时工匠的实际经验。在编写过程中,他特地访问了数百名从事建筑的工匠,以匠为师,同他们一起讲究规矩,分析比较各种建筑营造方法的优缺点,努力找出构件尺寸之间的相互比例关系,以期制定出科学的规范制度。

可以说,李诫所编修的《营造法式》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宝贵建筑经验的结晶。再加上他自己的亲身体会和辛勤工作,到了元符三年(1100年),这部建筑学著作终于大功告成。

自绍圣四年(1097年)开始,到元符三年(1100年)完成书稿,《营造法式》编修历时四年。崇宁二年(1103年),宋徽宗将此书颁行天下,从此国内建筑工程有了统一的标准。

三年之后,李诫又提出要在京师以外地区推广,用小字刻版刊印,作为朝廷敕命通行的文本发至各地遵照执行。这个请求得到宋徽宗的批准,于祟宁二年(1103年)刊印了这部《法式》。直到宋室南迁,政治中心易地,平江知府王唤还在苏州重印此书,以应工程之需,这也从实践方面证明了此书的广泛适用性。

建筑技术律令——《营造法式》

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由李诫编修的《营造法式》付梓刊行,颁发天下,成为当时通行全国的建筑工程法式。李诫一生曾有多方面的著作,但均已散佚失传,只有他奉旨编修的《营造法式》一书得以留存。《营造法式》是中国古代最完善的土木建筑工程著作之一。

《营造法式》是宋朝政府发布的技术法规,其内容是建筑工程中必须执行的技术性条款,也就是技术标准和规范。“法式”二字的解释为:“在宋代官方文件中用得相当普遍,有律令、条例、定式等含义同,凡事有明文规定或成法的都可称之为法式。”《营造法式》的编写方式很像我们现代的标准。第一部分首先规范术语;第二部分是十三个不同工种的任务和技术规范;第三部分是不同工种的劳动定额和施工质量;第四部分是各类型建筑图样。

该书共三十四卷,另有《目录》一卷、《看详》一卷。正文总计三百五十七篇三千五百五十五条,其中的三百零八篇三千二百七十二条是总结工匠的实际经验而成,约占全书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营造法式》全书三十六卷,三百五十七篇,三千五百五十五条。其分五大部分,即名例、制度、功限、料例、图样。名例部分对建筑名词术语作了解释,对部分数据作了统一的规定,纠正了过去一物多名、方言土语等谬误。他还总结了施工的实践经验,制定了各项工程制度、施工标准、操作要领等,对各种建筑材料的选材、规格、尺寸、加工、安装方法都一一加以详尽的记述,堪称为古代建筑的一部百科全书。书中所讲的水平直尺的原理和构造,已接近现在的水准仪,说明当时的测量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油漆涂料部分的记述,对今天发展涂料工业仍有参考价值;琉璃构建的釉料配方及烧制方法,至今我们仍在沿用。

其中第一、二两卷是对土木建筑名词术语的考证及定额的计算方法;第三至第十五卷是壕寨、石作、大木作、小木作、雕作、旋作、锯作、竹作、瓦作、泥作、彩画作、砖作、窑作等十三个工种的制度,说明每一工种的选材、加工方法及各构件的相互关系和位置;第十六至第二十五卷规定了各工种的劳动定额;第二十六至第二十八卷规定了各工种的用料定额;第二十九至第三十四卷是图样。纵观全书,纲目清晰,条理井然。《营造法式》的编修来源于古代匠师的实践,是历代工匠相传,经久通行的做法,所以该书反映了当时中国土木建筑工程技术所达到的水平。它的编修上承隋唐,下启明清,对研究中国古代土木建筑工程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营造法式》按内容可以分做名例(一卷、二卷)、制度(三卷到一五卷)、功限(一六卷到二五卷)、料例(二六卷到二八卷)、图样(二九卷到三四卷)五个部分。其中,《营造法式》用很大的篇幅(十三卷)列举了各种工程的制度,包括壕寨、石作、大木作、小木作、雕作、旋作、锯作、竹作、瓦作、泥作、彩画作、砖作、窑作共十三种一百七十六项工程的尺度标准以及基本操作要领,类似现代的建筑工程标准作法。这一部分突出地反映了中国古代建筑工人的卓越才能和中国古代建筑的高度技艺水平。

规定建筑等级,按质量高低进行分类,有利于区别对待,控制工料,节制开支,特别在建筑量较大的情况下,更需要这种分类。《法式》中虽未明确列出建筑分类,但从各卷所述内容可以看出实际上官式建筑有三类:第一类:殿阁。包括殿宇、楼阁、殿阁挟屋、殿门、城门楼台、亭榭等。这类建筑是宫廷、官府、庙宇中最隆重的房屋,要求气魄宏伟,富丽堂皇。第二类:厅堂。包括堂、厅、门楼等,等级低于殿阁,但仍是重要建筑物。第三类:余屋。即上述二类之外的次要房屋,包括殿阁和官府的廊屋、常行散屋、营房等。其中廊屋为与主屋相配,质量标准随主屋而可有高低。其余几种,规格较低,做法相应从简。

这三类房屋在用料大小、构造上、建筑式样上都有差别:用料方面,殿阁最大,厅堂次之,余屋最小。《法式》规定房屋尺度以“材”为标准,“材”有八等,根据房屋大小、等第高低而采用适当的“材”,其中殿阁类由一等至八等,均可选用,厅堂类就不能用一、二等材,余屋虽未规定,无疑级别更低对于同一构件,三类房屋的材用料也有不同的规定。

在构造上,殿阁的木架做法和厅堂不同,殿内常用平棋和藻井把房屋的结构和内部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平棋以下要求宏丽壮观,柱列整齐,柱高一律,内柱及内额上置内槽斗拱以乘天花,殿内专修华美;平棋以上因被遮蔽,无需讲究美观,但求坚牢即可,所以采用“草架”做法,抟、袱不必细致加工,枋木矮柱可以随意支撑,以求梁架稳固。

厅堂,一般不用平棋藻井,内柱皆随屋顶举势升高,主外侧短梁(乳袱、三椽袱等)插入内柱柱身,使木架的整体性得到加强,斗拱较简单,通常只用斗口跳、四铺作,但也用至五铺作、六铺作者。为了美化室内露明梁架,梁、柱、抟、枋等交接处用拱、斗、驼峰等作装饰。关,余屋,书中并无专论,仅从零星叙述中推测有两种情况:殿阁的廊屋,为了配合主殿,规格较高,可置鸱尾,用斗拱;一般余屋如官府廊屋,常行散屋、仓库营房等,则用柱梁作、单斗只替和把头绞项作等做法。在建筑式样方面,殿阁多用四阿殿与九脊殿屋顶面阔达十一间,如有副阶则成重檐,斗拱出跳多至八铺作。

屋面用瓦尺寸大,可用琉璃瓦与青绲瓦,正脊垒瓦可达37层。屋面或用筒瓦、或用板瓦作盖(如板瓦作盖则檐口用重唇板瓦和垂尖花头板瓦),正脊用兽而不用鸱尾。

从《法式》的内容来考察,除了前述拼柱法以外,还可以在书中找到一些做法在江南很流行而在北方则很少见到,例如竹材的广泛使用,“串”在木架中的重要作用,上昂的应用等。

《法式》竹作制度叙述了种种竹材用法:竹笆可代替望板;窗子上下的隔墙、山墙尖、拱眼壁等可用竹笆墙(称为“心柱编竹造”,“隔截编道”,这种墙在江西、安徽的明代建筑上仍被使用);殿阁厅堂的土坯墙每隔三皮土坯铺一层竹筋,称为“攀竹”用以加强墙体;竹子辟蔑编网,罩在殿阁檐下防鸟雀栖息于斗拱间,称为“护殿檐雀眼网”,这是后来用金属丝网罩斗拱的先例;用染色竹篾编成红、黄图案和龙凤花样的竹席铺在殿堂地面上,称为“地面棋文覃”;也可用素色竹篾编成花式竹席作遮阳板,称为“障日”;在壁画的柴泥底子里,还要压上一层篾作加固层;施工时的脚手架(称为“鹰架”)和各种临时性凉棚,也多用竹子搭成。这些情况表明竹材在汴京用得相当广泛,即使在宫廷中,也不比江南逊色。竹子盛产于中国南方,很早就用作生活器具和建筑材料,北宋咸平二年王禹在湖北所建黄岗竹楼即是著名的例子。汴京宫廷建筑大量使用竹材,使之带有浓厚的南方建筑色彩。

“串”这一构件在《法式》厅堂等屋的大木作里用得很多,主要起联系柱子和梁架的作用,这和江南常见的“串斗式”木架中的“串枋”和“斗枋”的作用是相同的。例如,贯穿前后两内柱的称“顺袱串”(与梁的方向一致);贯穿左右两内柱的称“顺身串”(与檩条方向一致);联系脊下蜀柱的称“顺脊串”;相当于由额位置承受副阶椽子的称“承椽串”;窗子上下横贯两柱间的称“上串”、“腰串”、“下串”。这些串和阑额、由额、襻间、地袱等组成一个抵抗水平推力(风力、地震力等)的支撑体系,使木构架具有良好的抗风、抗震能力,若以此和串斗式木构架比较,不难看出其间的相似之处。大量的出土明器证明东汉时广东一带已盛行串斗式建筑,四川出土的东汉画像砖所示建筑图案中也有腰串加心柱做法,和《法式》很接近。至今江西、湖南、四川等的农村,仍采用串斗构架建造房屋,二千年间一脉相承,说明了它的存在价值。

我国古代的技术书籍,多重文字,很少图样。而《营造法式》不仅内容十分丰富,而且附有非常珍贵的建筑图样,开创了图文并茂的一代新风。附图共占六卷,凡是各种木制构件、屋架、雕刻、彩画、装修等都有详细图样。这些图样细腻逼真,丰富多彩。其中既有工程图,也有彩画画稿,既有分件图,也有总体图,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工程制图学和美术工艺的高度水平。这些图样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文字表达的内容,而且可以使我们从中看出当时建筑艺术风格。

“斗结构”是《营造法式》提出的又一项重要的标准化成果。我国古代建筑史上的先人采用的斗结构中把标准化的基本原理“通用性、互换性、模块化、系列化”以及零部件标准化等都做到了极其完美的程度。古代建筑框架式木结构形成了过去宫殿、寺庙及其他高级建筑才有的一种独特构件,即屋檐下的一束束“斗”。它是由“斗”形木块和“弓”形的横木组成,纵横交错,逐层向外挑出,形成上大下小的托座。这种构件用以减少立柱和横梁交接处的剪力,以减少梁的折断的可能性,既有支承荷载梁架的作用,又有装饰作用。

斗结构起源于汉代崖墓、石室、石阙和明器。到了宋代已经发展到非常成熟。但是历史上最开始有文字详细记载形成了标准并绘制成“工程图样”的斗结构应属于李诫的《营造法式》。他把斗称为“辅作”。斗结构是力学原理和建筑结构完美结合的典范,同时还肩负着体现封建礼制的重要功能,是中国古建筑最重要的元素符号,也是中国建筑史上重要的标准化成果之一,为各国学者所赞叹。

作为斗拱上重要构件的这两大昂类,只有在江南才能全部看到,而在北方这么多唐、宋、辽、金以至元代建筑中,却只见下昂而未见上昂(河南登封少林寺初祖庵补间铺作在下昂后尾下有一斜料,形如上昂,但作为附加的装饰物,不具上昂的作用,故不能视为真正的上昂)。宋代上昂遗物,苏州一地即有两处:其一,玄妙观三清殿内槽斗拱两侧;其二,北寺塔第三层塔心门道顶上小斗八藻井斗拱。这两处上昂时期略晚于《法式》,都是南宋前期之物。上昂遗规还可见于江南明代建筑。

有趣的是:北方唐、宋、辽、金建筑上虽然不用昂,但到明代,北京宫殿、曲阜孔庙等处官式建筑的外檐斗拱后尾,却仿上昂形式,斜刻两条平行线,并仿昂头式样刻作六分头,仿契式样刻作菊花头。这种上昂遗意,直到清乾隆以后才完全消失,而六分头、菊花头则始终保留着,一直延续到清末。这仿上昂之风来自何处?是否有两种可能:一是中原一带《法式》上昂作法的传统,到元代为了省事,简化为斜画两条平行线,在晋南芮城永乐宫纯阳殿与重阳殿上即有这种例子,以后这种做法又传到北京;二是明成祖永乐十八年,迁都北京,江南的工匠把上昂的做法带到了北方,发展成上述仿上昂的式样。此外,《法式》上昂制度中所述“连珠斗”在北方未见实例,苏州虎丘云岩寺塔第三层内槽斗拱上用了这种斗,是早于《法式》百余年的遗物。

《营造法式》在我国古代建筑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虽然基本上是一部经验性的总结,但它具有很高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在一些重大的建筑科学问题上,它远远地走在当时世界的前列。书中对于各种木构建筑部件的大小尺寸,都给出了具体而明确的数据。这些数据,有许多与现代的建筑学、材料力学的原理相符,而在时间上则要早得多。例如,一根圆柱形的木头,如何从中截取矩形的梁,使其既坚固又不会浪费材料呢?李诫把技术要求和艺术要求加以综合考虑,规定了梁的横断面高度与宽度的比为3:2。对于这个问题,比李诫晚三四百年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达·芬奇,比李诫晚四五百年的近代力学的奠基者伽利略,都曾加以研究,但均未达到李诫的水平。

《营造法式》对后世建筑的影响

《营造法式》于元符三年(1100年)完成,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颁行。崇宁二年(1103年)刊行,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年)重刊。全书共三十四卷,分释名、制度、功限、料例和图样等五部分。成为当时官方建筑的规范。除《营造法式》外,还著有续山海经十卷、续同姓名录二卷、琵琶录三卷、马经三卷、六博经三卷、古篆说文十卷。

从唐至宋,中国本土建筑发生了相当的演变和发展,作为处于这一变革时期的建筑技术书《营造法式》,记录了这一时期建筑技术的阶段形态,以及无论在样式上,还是在技术上,这一时期建筑最显著的变化。

《营造法式》的现代意义在于它揭示了北宋统治者的宫殿、寺庙、官署、府第等木构建筑所使用的方法,使我们能在实物遗存较少的情况下,对当时的建筑有非常详细的了解,添补了中国古代建筑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通过书中的记述,我们还知道现存建筑所不曾保留的、今已不使用的一些建筑设备和装饰,如檐下铺竹网防鸟雀,室内地面铺编织的花纹竹席,椽头用雕刻纹样的圆盘,梁用雕刻花纹的木板包裹等。

李诫的这部《营造法式》以本身独一无二的价值,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仅在宋朝,即使是后世,不仅在国内,即使是国外,这部著作对于建筑工程技术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元代水利工程技术中关于筑城部分的规定几乎和《营造法式》的规定完全相同。明代的《营造法式》和清代的《工部工程做法则》也吸收了其中的很多内容,这是就抽象理论而说,实际应用方面也是如此。南宋以来,不少设计精巧、造型别致、风格古朴的古建筑或者根据《营造法式》规程营建,或者在它的基础上演化,无不受其影响。

据说,坐落于河南登封少室山上的少林寺古刹中的初祖庵大殿,就是按照李诫的建筑风格设计建造的。这部《营造法式》,不仅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中的一部珍贵文献,也是世界建筑史中一部具有重要地位的巨著。它流传到西欧、日本后,曾引起当地建筑界的轰动,成为他们研究、学习中国古代传统建筑工程技术的珍稀资料。

开封“宋都一条街”就是按照《东京梦华录》和《清明上河图》等古书古画提供的样式,又根据宋代《营造法式》而精心设计的。街宽四十米,全长四百米,占地面积七万多平方米。街道两旁是一片新建的一二层或三四层的各式仿宋的古殿楼阁。这些店铺也大都起了宋代名字,不少售货员身着仿宋古装。街北头路西矗立着樊楼大酒店,这是一组楼群,由东、西、南、北、中五座古楼组成,形似一朵梅花。

樊楼是北宋时期汴梁的第一家大酒楼。当年的汴京有七十二家酒店,樊楼是首屈一指的。如今樊楼的东楼面临大街,销售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商品,中心楼陈列樊楼的变迁史,三楼布置为李师师的书斋、琴房和卧室,西楼专作酒楼,可容五百名客人同时畅饮,南楼设置仿宋宫廷住房,这里木雕桌椅,富丽华贵,北楼出售钻翠宝石、文房四宝等工艺品。樊楼的对面就是龙亭湖,湖面上建有小亭、小桥,热闹非凡,是中外游人逍遥游览之地。

《营造法式》是一部既有科学意义又有实用价值的建筑学专著。这一杰作作为北宋朝廷正式颁行的建筑规范,其统一的建筑规格,设计施工制度,工料定额等等,不仅在当时作为官式建筑的标准,而且对后世元、明、清三代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直到近代仍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建筑不可或缺的珍贵文献。

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当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时,曾有一天收到父亲梁启超寄去的一本书,他打开一看,是《营造法式》重印本。梁启超在寄给儿子前,曾仔细阅读过此书,他在信中评论道:“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

梁思成非常珍视父亲寄给他的这本书,在一阵惊喜之后,随之而产生莫大的失望和烦恼。这部巨著,竟如天书一般,无法读懂。然而他已看到,父亲为他打开了一扇研究中国建筑史的重要的大门。梁思成与后来同是建筑大师的林徽因于1928年3月21日结婚,选择3月21日,是为了纪念伟大的宋代建筑师李诫,这是宋代为李诫立的碑刻上的唯一日期。

从美国学成归来的梁思成,创建了东北大学建筑系,并与同为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的三位同学成立了建筑师事务所。然而日本的侵略打断了他作为建筑师和教师的大好前程,不得不离开沈阳到北京任职于一个鲜为人知的机构,这就是中国建筑研究会,正式名称叫中国营造学社,其创始人是朱启钤。正是他在江苏省立图书馆找到一部珍贵的宋代手稿《营造法式》,便将它重印。发现这本书,促使朱启钤创建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到营造学社中担任研究部主任,林徽因担任校理,以此为发端,开启了他们的学术生涯,并成就非凡造诣。

1932年,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儿子出生。他们给孩子起名“从诫”,希望他能成为李诫这样的建筑学家,正如四年前选择婚期时所表现出的对李诫的仰慕。

被《宋史》埋没的博才科学家

李诫既是一个建筑大师,又是一位艺术家和学者。他编修的《营造法式》是一部建筑科学技术的百科全书,对后世的建筑技术和建筑学具有深远的影响。李诫不仅在建筑方面颇有建树,而且在管理方面有着史无前例的贡献,其编订的《营造法式》一书既是建筑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引领明清建筑标准近千年,也是管理方面的经典,其中有关专业分工、劳动及物料定额的成本核算思想是人类采用定额进行管理的最早的明文规定和文字记录之一。

李诫为人博学多闻,有多方面的才华,他一生大部分的精力用在了治学著书方面。他生平的著作很多,《营造法式》是他最大的贡献。此外,他还著有《续山海经》十卷、《续同姓名录》二卷、《琵琶录》三卷、《马经》三卷、《六博经》三卷(六博,又作陆博,是中国古代一种掷采行棋的博戏类游戏,因使用六根博箸所以称为六博,以吃子为胜。其中的古玩法大博,由于是与象棋一样要杀掉特定棋子为获胜,是很早期的兵种棋戏,被推论象棋类游戏可能从大博演变而来)、《古篆说文》十卷等。遗憾的是这些著作现今都已经失传,唯一流传到后世的仅有《营造法式》而已。艺术方面,李诫擅长书画,尤其擅长画马。他的书画深受书画行家宋徽宗的好评。仅仅从这些著述的名称看,就涉及到了地理学、史学、古文字学、音乐、相马、博彩等。

因其父兄的不佳名声,李诫成为被埋没的科学家,《宋史》没有为他立传,评价他父亲为人是“反复诡随,无特操,识者非之”;评价他兄长为“人以为刻薄”。

在今天的开封,总能闻到一股大宋皇朝的味道。特别是在御街,从前这里是宋朝京城南北中轴线的通关大道,从皇宫正门宣德门,向南经过朱雀门,直至外城。御街、朱雀门是皇帝举行庆典与出游的大街和主门。御街宽二百余米,中间为御道,由皇家专用,两边是蓄满荷花的流水,水边广植树木。再外是御廊,店铺林立其间,可以想象出当时大宋的繁荣景象。

时至今日,这里已经不是原来的朱雀门了,皇城的正南门,以四象中朱雀代表南方而得名。更看不到五侯府、辟雍宫、龙德宫、棣华室、九成殿那些富丽堂皇的建筑,即使有着开封府衙,也小得不似先前的格局。要看,只能是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了。可是,张择端依据的是实景,那实景却是由人建造出来的。朱雀门就是李诫所建,那些著名的建筑,也都是出自李诫之手。李诫是以实物彰显了大宋的辉煌。

文物界建筑界发起整修李诫墓园

李诫墓位于新郑市龙湖镇于寨村西约二百多米,他的墓前没有碑刻题词,也没有郁郁葱葱的参天古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这里几乎被铲平。自1995年以来,当代著名古建筑专家、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组长罗哲文等多名专家和河南省文物主管部门负责同志经多方协商,联合倡议在河南省新郑市李诫故里修建李诫墓园,经考察制定了墓园整修实施计划。新郑市文物管理局先后4次组织人员对墓址进行勘探,探明墓的确切位置,确定了保护范围。新郑市政府把墓园规划纳入城镇发展规划之中,为墓园提供建设用地一百亩。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承担墓园设计与修建施工,计划在墓园内整修墓地、修建墓碑和纪念亭等。

2001年,李诫墓公布为新郑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26日,李诚墓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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